“我带你去找我姐姐”“我带你去找我妹妹”“我带你去找我女儿”，甚至是“我老婆很漂亮”，这也是日本此时的流行汉语之一，大部分日本人是说不出来的，不是不好意思说，而是语法发音相对较复杂，因此就写在纸条上，然后塞到北华军士兵手里。这几句话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为了能吃上饭，日本人不得不出卖自己姐姐、妹妹、女儿甚至是老婆的肉体。著名战地记者方大曾在回忆录《巨变中的日本》书里写道：“...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把‘我带你去找我姐姐’纸条递到北华军士兵手里的日本人基本上是十来岁的孩子，这些孩子可能并不清楚他们手里纸条上汉语的意思，但他们已经是熟练的皮条客了。他们也许是家里父母教的，也是就是姐姐本人教的，毕竟他们的父母很难亲口出卖女儿，他们的姐姐也很难彻底放下尊严，亲自上大街直接‘拉客’。在东京六本木区，我转过一个街角时被一个日本男人拉住，他看上去神秘兮兮，脸上是一种老鼠般的猥琐表情，又胆怯又期待地看着我，他其实很害怕，实际上，此时每个日本人都非常害怕中国人。他递给我一张纸片，我一看，是一张女人照片，上面一位年轻女子穿着和服，很恬静地微笑着跪坐在一株盛开的樱花树下，男人示意我看照片背面，我翻过来，上面是小学生般的字迹写着几行歪歪扭扭的汉语，‘我妻子，漂亮，温柔，二十四岁。一次，五个面包或三块巧克力或一个牛肉罐头，香烟也可以，两包，包夜就三倍’。我当时很愤怒，很生气，真恨不得揍这个让老婆卖身的家伙。我掏了掏口袋，找到两包香烟和几袋饼干，我丢给这个家伙，他喜笑颜开，示意我跟着他走，我用日语冷冷说道‘别再让你老婆干这个了！否则我跟宪兵汇报！老老实实去救济站排队，我们军队正在发粮食。记住，男人是保护女人的！’他听了我的话，脸上的猥琐表情顿时被一直强压着的屈辱和悲伤给淹没了，他向我深深地鞠了几次躬，不停地说谢谢，然后一边擦眼泪一边回家。”
更多的日本女人则直接就以脱衣服为生。就拿1946年6月份的东京地区举例子，此时，北华军占领了东京城，东京城除了南面大海，其余三面陆地上都被北华军拉上铁丝网、设立警戒线，城外的郊区内，星罗棋布着北华军大大小小上百个兵营，兵营都环绕着东京城分布。每天到了晚上，从傍晚一直到次日凌晨，都有三三两两、衣着暴露（反正是夏天）的女子在北华军兵营外昏暗的兵营路灯下游荡着，向着北华军士兵暗送秋波抛媚眼，这些女子的手上都拿着写着汉语的纸条纸板，上面明码标价，也有女子用生硬的汉语直接说：“一次，两个面包或半个猪肉罐头，谢谢。”在得到了足够的食物保障后，这些女子开始跟北华军士兵以香烟、巧克力、糖果、蛋糕、钞票、口红、新衣服、丝袜等生活用品做交易，其中，香烟是最畅销的，因为在日本人自己之间，日元这种法定货币早就形同虚设、沦为废纸，香烟反而是日本人之间以物换物时的硬通货钱币，最普遍的是，一包中等档次的香烟可以换十个面包。
一个国家打败一个国家后，“民族融合”就是必然的，虽然历史学家们会用“民族融合”这个看似褒义词的词语来形容那个过程，但事实真相却是微妙的。女人在战争期间是牺牲品，在战争结束后则是战利品。
客观上讲，北华军在这件事上还是比较“文明”的。毕竟，日本已是中国领土，日本人也已经是中国人，军队自然不会对本国平民动粗，即便这些本国平民在前阵子还是异国敌人。
日本军政府在打算投降时已经考虑到这一点，因此，北华军正式登陆和占领东京的时候，日本军政府已经给北华军准备了上百个“欢迎所”。日本人知道“慰安所”这个名字已经被日军自己以前用过，再用的话，就会引起北华军的反感，北华军自认为是文明军队，是不屑跟日军使用相同的东西的，哪怕名字一样，当然了，所谓的“欢迎所”其实跟日军以前的“慰安所”没本质区别。在这些“欢迎所”里，足有十几万日本女子准备用自己身体“慰问犒劳”征服日本的北华军。本来，日本军政府打算要绞尽脑汁、连哄带骗地动员自家女性为国家“挺身而出”尽最后一份力，用自己的肉体来抵御北华军蹂躏日本良家妇女的“暴行”，实际上，根本就没费日本军政府多少口舌，大批日本女子纷纷主动报名，人数远超过政府预料和需求，因为这些日本女子都清楚，跟北华军接近会有吃的。实际上，由于日本不但战败，还已亡国，北华军声称日本人以后是和族中国人，因此也不存在所谓的“玷污大和民族血统”思想障碍。
尽管日本军政府竭尽全力、花言巧语、天花乱坠地美化这项行动，声称这是伟大的壮举，这些妇女都是光荣的“战士”，但还是引起了很多负面后果。宇都宫地区的一支日军里爆发自相残杀事件，一名获悉自己姐姐被征进“欢迎所”里的日军士兵愤怒道：“我向天皇陛下尽忠，我姐姐却沦为慰安妇？”随后这士兵在兵营里开枪杀人扔手榴弹，造成三十多人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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