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雅图前线的美军因为北华军的顽强抵抗而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厌战情绪。第34步兵师副师长古斯塔夫布劳恩准将接到师里军医的报告，军医声称“发生了奇怪的事”，这件“奇怪的事”就是运往火车站和机场准备撤回后方的美军伤兵莫名其妙变多了，准备出发时统计约有一千五百多人，出发时把伤兵往火车或运输机上抬时人数竟然翻了近一倍。怒不可遏的布劳恩准将亲自去一个火车站进行“检查甄别”，他发现“一些压根没受伤的士兵趁乱混进火车站或机场，然后拿着一条毯子盖住自己，假装受伤并故意大声呻吟，直到医护人员将其抬上火车或运输机”。气急败坏的布劳恩准将找到一个货真价实的、断了胳膊的伤兵作为“伤兵撤离标准”，宣布伤势严重程度没有超过这个伤兵的所谓伤兵都不允许上火车或飞机撤离。
北华军通过人工降雨手段对美军进行“持续三十小时的反击”，取得了重大战果，首当其冲的美军装甲兵部队遭到最严重的损失，累计共损失了五千多辆坦克，第三集团军因此而元气大伤，而在雨夜混战中被北华军消灭或打垮的美军步兵也超过五个步兵师。在反击之后，北华军再度全面转攻为守，重新“被动挨打”。由于美军损失了太多的坦克，因此北华军“被动挨打”程度比以前要稍微“轻一些”了。
这种没完没了的拉锯战、争夺战、消耗战，让交战双方都筋疲力尽并厌恶不已，但却又必须要继续下去。作为北华的亲密盟友，加上这场战役也事关自身利益，德国方面密切关注着西雅图战事，对此，德军高层评价“一场斯大林格勒式的血肉磨坊”。当初的苏联战争中，德军和苏军为争夺斯大林格勒而拼得近乎油尽灯枯，战役原因一是德军要通过攻占斯大林格勒而截断莫斯科与高加索地区的陆路通道，二是攻占这座“用斯大林本人命名的布尔什维克重要象征性城市”来摧毁苏联当局、苏联军民的信念。说到底，希特勒和斯大林让各自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展开残酷作战是有着很强的“政治原因”，甚至夹杂了“个人原因”。眼下的西雅图战事其实如出一辙，虽然张学良和罗斯福并无“个人原因”，但西雅图战事纯粹是为“政治原因”而打的。北华军和美军不得不为这座军事价值很低的城市展开血肉磨坊式战斗。
虽然“北华军的坚韧性、心理素质、对死亡的承受能力都是很惊人的”，但北华军官兵也是人，也有着精神忍受底限，特别是高级军官，都越来越感到焦躁。“弟兄们在浴血奋战，每天每夜都要死很多弟兄，为国而战是我们的责任，但我们拼到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竭尽全力给我们运来辎重物资，却几乎不补充一兵一卒，总部的目的难道就是让我们北方军的几十万弟兄彻底消耗在北美战场上？”将领们愤愤不平。
基层士兵们也感到迷茫，他们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在出生入死、枪林弹雨中一次又一次地与美军展开血战，每天都有身边弟兄倒下看不到第二天的太阳，这过程没完没了、不断重复。苦中作乐的士兵们对战地记者说“北方军是充军流放的一个集体”。这个比喻确实很“恰当”，充军是把犯人送到边疆塞外驻军地充当兵卒或苦力，流放则是把人送到荒无人烟的苦寒之地任其自生自灭，北方军算是两样都占齐了，官兵们本身就是军人，又被“发配”到距离家乡上万公里的北美战场，自然是又充军又流放。还有的士兵们则不客气地说“北方军就是死缓部队”，言下之意是：北方军的官兵都必死无疑，只是存在早晚问题，但早死晚死都是个死，这跟被判决缓期死刑的犯人没什么区别，至于缓期究竟缓多久，“就看你运气还能再活多久”。
善战并不代表好战，吃得了糙米野菜并不代表愿意天天都吃糙米野菜。面对各部将领们、军官们、士兵们越来越明显的焦躁、烦恼、迷茫，总司令傅作义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能说什么。思前想后，傅作义向北华军总部发去报告，请求把自己儿子傅恒从驻扎在本土的某防空师调到了北方军。
接到报告后的杨宇霆吃了一惊，他不敢懈怠，急忙把报告递交给张学良。
张学良也吃了一惊，他急忙发电报给傅作义：“宜生（傅作义表字），傅恒是你唯一的儿子啊！至于北方军的处境，你也是最清楚的！”
傅作义回复道：“部队现在人心颇为不稳啊！很多军官和很多士兵都担心自己被遗弃了，我别无他法，只能出此下策。”
张学良感动不已，思索再三后，他批准了傅作义的请求，同时也“以身作则”，把自己儿子里早就参军了的已经二十八岁的大儿子张闾珣（陆军装甲兵）、已经二十七岁的二儿子张闾玗（海军水兵）、已经二十六岁的三儿子张闾琪（空军飞行员）一起调到了北美战场上，于凤至因此而跟张学良大吵了一顿（张学良现有三个女儿六个儿子，一女五子是于凤至生的，二女一子是谷瑞玉生的，当然，还有数目不详的私生子）。杨宇霆也感动不已，随后把他的三个儿子且都是陆军装甲兵的大儿子杨春元、二儿子杨燮元、三儿子杨茂元也送进了北方军。北方军副总司令杨虎城获悉此时后，把自己儿子里唯一超过十八岁的长子杨拯民同样调进了北方军，并把二十一岁的长女杨拯坤调到北方军某野战医院里做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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