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华西列夫斯基在军事会议上十分严肃地道，“那些搜缴出来的中国国旗和那些汉语硬纸板，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悲观主义气氛正在急剧扩散！土库曼人不相信我们能挡得住敌人的进攻，我们的很多指战员和红军战士在内心深处也怀着这样的想法！这是非常不可取的！同时，这也是一个信号，一个警告我们的信号！如果我们还失败下去，中亚就彻底要落入中国人的手里了！”
“在这个时候，打一场胜仗是非常重要的！”科涅夫和崔可夫都十分赞同。
“我们必须要打一场胜仗！鼓舞士气！振奋人心！”华西列夫斯基神色庄严。
在这同时，喻超白、王利军、刘峰岭、于军等几个军官正在一辆装甲指挥车里一边颠簸一边商讨作战计划。这款装甲指挥车是直接进口意大利的“猛犸”指挥车并仿制生产出的，在意大利注重舒适的设计思想的指导下，指挥车非常舒适宽敞，不但有空调，还有专门用来放啤酒的冰箱。不过，喻超白等军官们没有开空调，这不是因为空调坏了，而是为了贯彻官兵同甘共苦的思想，士兵们在外面酷热难当，军官躲在车里吹空调，会严重地破坏团结氛围，至于那个放啤酒的冰箱，里面也装着给伤兵用的药物，没有一瓶酒或是一杯水。虽说在沙漠里能喝一杯冰冻过的清水简直是天堂般的享受，但王利军等军官知道“放一杯水进去，就必须要少放一瓶青霉素，如果因此使得一瓶青霉素得不到冷藏而坏掉，就等于是害死了人命”。
“我们必须要放慢进度了。”王利军开口道。
“咦？兵贵神速不是你的座右铭么？你一路上坐着飞机在我们头顶上飞来飞去，快马加鞭，逼死人不偿命地催着我们前进，恨不得我们一天行军二十五个小时，怎么现在却一反常态了？”刘峰岭揶揄道。
“兵贵神速是不假，但我也不至于做个纸上谈兵的赵括。”王利军道，“根据情报和侦查报告，再根据苏联人自己公开说的消息，苏军援兵正在开往南中亚战场，虽然我们不清楚已经有多少兵员和装备抵达阿什哈巴德，但毋庸置疑，苏联人已经在当地做好了防备。我们不可能再一鼓作气地拿下那里，从撒马尔罕到阿什哈巴德，足足800公里，我们就是披星戴月赶路，时间也足够苏联人做好防备了，况且，我们的后勤线拉得太长了，苏联人也有大批的坦克，如果在我们后方一切，那我们的长途奔袭就变成孤军深入了。”
“你的意思是，等我们后续部队赶上来再打？”于军问道。
王利军摇了摇头：“当然不是！后续部队赶上来起码要一个月，我们干坐在这里等一个月吗？打，还是要打的，只是要谨慎点。”
喻超白点点头：“是的，我们确实要谨慎点了。我们几乎是明火执仗一路前进，苏联人肯定很清楚我们的动向，如果我们在苏联人早有防备的情况下就这样冲过去，简直是愚蠢。”
王利军盯着地图：“我们要摸清楚苏联人的软肋在哪里，然后狠狠地一刀捅进去！”
科涅夫是一位很优秀的苏军将领，他在军事上所具有的敏锐且正确的直觉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并且他最擅长的是步炮协同作战，能把炮兵的强大火力和步兵的机动灵活进行密切的结合。对于来势汹汹的北华军机械化部队，科涅夫主张以强大的炮兵火力进行迎头痛击，这个提议得到了华西列夫斯基和崔可夫的赞同。
9月29日黄昏，在土库曼斯坦东南部大沙漠里的一块叫土库曼堡的三角形绿洲，一场恶战爆发了。
烈日蒸腾的荒漠戈壁里，几百辆车身用油漆喷涂成沙黄色的北华军坦克在遮天蔽日的沙尘和雷鸣海啸般的马达轰鸣声中排山倒海地冲击向苏军掌握着的土库曼堡。上百辆苏军坦克随之出动迎战，双方在烈火般的太阳下展开钢铁与钢铁的猛烈碰撞。豹乙和T-34无疑是此时世界上最好的两种中型坦克，宽度达到40-50厘米的履带可以让这两款坦克在雪地和沙漠里都能如履平地。客观上讲，T-34的做工没有豹乙那么精细，甚至可以用“粗糙”二字来形容，但T-34的简洁构造使得它能够大批量地生产，前线损失多少，后方就能补充多少，以数量来弥补质量上的不足。这个办法是北华军学不来的，因为坦克的损失不仅仅是钢铁的损失，更是人命的损失，苏联人在坦克产量上之所以能赢，赢就赢在他们并不怎么在乎装甲兵的生死。另一方面，T-34其实并非豹乙的对手，豹乙的碎甲弹可以轻易地摧毁T-34里的苏军装甲兵。苏军坦克在乎机动性，在乎火力，防御力是最末考虑的，豹乙的碎甲弹在无意中正好是给防御力较差的苏军坦克量身订造的。
沙尘暴般的飞沙滚石间，在沙涛间交错对向开动着的双方坦克队伍就像浪涛间的舰队般互相对射轰鸣，比太阳更加耀眼的烈焰在交战区域内纵横飞梭，长长的火舌从坦克的每个通气口和破洞窟窿里喷向外面，被击中的坦克分崩离析或熊熊燃烧。双方的坦克群就像两群披坚执锐的重骑兵在互相冲锋，继而搏杀开由钢铁碎片组成的腥风血雨。被苏军摧毁的北华军坦克钢铁熔化、烈火四起，浑身大火的装甲兵从里面不顾一切地爬出来，被北华军摧毁的苏军坦克剧烈震颤，继而悄无声息地瘫倒在战场上，坦克外形基本完好，内部青烟滚滚，里面装甲兵要么被碎甲弹炸飞的碎片击毙，要么被震荡波给震昏在了车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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