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很难。”山本少将很真诚地道，“从帝国本土到朝鲜西北部，济州岛、胶东半岛、辽东半岛，都在满洲军的控制中，都有满洲军的飞机。即便行动成功，海军极有可能会再次损失几艘大型军舰。两次满洲战事以及这次的朝鲜战事以来，海军已经损失了一艘战列舰、四艘航空母舰、两艘装甲巡洋舰、三艘轻型巡洋舰、三艘驱逐舰、一艘潜艇，以及数十艘中小型的舰艇。海军的损失非常巨大，已经让我们不堪重负了。这样高额的损失代价，即便能换来最终的胜利，海军也是承受不起的。如果满洲军是进攻台湾，那么海军有足够的把握协助陆军歼灭来犯的满洲军，因为台湾岛上有帝国军的航空兵基地，但...朝鲜是个半岛，交战海域也是处于中国领海，这样的作战环境让帝国海军很难发挥作用，反而会蒙受重大损失。大串君，一艘主力舰需要三年才能建成，并且要耗费五千万日元以上的资金，但...满洲军只需要出动几架每架只值二十万日元的飞机，投掷几枚每枚只值五万日元的鱼雷，就能在一小时甚至十分钟内把一艘主力舰送进海底。除非苍龙号和飞龙号早日完工并服役，否则帝国的海军舰队很难再进入中国领海了...”
“在你们海军的眼里，一艘海军战列舰的价值是不是超过一个陆军的师团？”大串少将冷冷道。
山本少将苦笑。其实，答案是呼之欲出的：一艘战列舰需要三年时间和七千万日元以上的资金才能造成，一旦战沉，对资源匮乏的日本来说，是巨大的损失；至于陆军的那些人肉机器，死了也不过是在靖国神社里多添加几块木牌而已。
客观上讲，以北华军此时的实力，是难以遏制日本海军再度进入中国海的，但之前战事里的巨大损失让日本海军畏手畏脚，不敢再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了。日本海军的畏缩，进一步地加剧了朝鲜前线日军陆军部队的灭亡。
不想与日军纠缠的北华军在接下来围剿日军的过程上再次使用一种非常具有“东北军特色”的武器：毒气。
北华和德国展开全面军备研究合作后，不但从德国那里得到了大批纳粹政府清仓大处理低价甩卖的老式毒气弹，双方的科学家还进行了研制新式毒气的工程。另外，北华军也已经成立了现代化的正规生化兵部队，由著名生化作战专家李忍涛少将负责。10月3日，李忍涛的副手、东北大学化学院高材生、讲武堂生化学院毕业生朱建明少校奉命押送第一批新式的毒气航空炸弹和毒气炮弹进入朝鲜战场。在火车站上，负责维持运输秩序的北华志愿军宪兵大队大队长武书源惊讶地看着火车上这些层层叠叠的木箱，上面很荒唐地写着“罐头”、“饼干”等黑体字样。
“你们是哪个运输队的？”武书源奇怪地问为首的朱建明，“运的什么罐头？能让我宪兵队的弟兄们先尝尝鲜么？”
朱建明冷笑：“毒气罐头。你要吃？可以。等我戴上防毒面具并且离你五公里，你再吃。”
武书源张大嘴：“你们有病吧？运毒气就运毒气，装成罐头做什么！”
朱建明耸耸肩：“没办法，小鬼子在上次东北战事结束后向国联控诉我们，声称我们在战争期间赤裸裸地违反《日内瓦公约》，惹得那帮西方的‘正义人士’对我们指手画脚，南京那边也要求我们以后不准再使用毒气武器，我们只好伪装伪装了。你没去过我们的部队，比这更荒唐，外面是一排猪圈、几个鱼塘、几个养鸡场，门口挂着一个什么‘后勤部农业生产基地’的牌子，搞得像模像样，但里面的地下室里却摆放着全世界最先进的化学科研设备。外人根本就不知道，一大群世界上最优秀的毒气专家就躲在猪圈下面的地下实验室里研究着各种杀人毒气，我们养的那些猪啊羊啊鸡啊也都是用来做毒气实验的。”
武书源嗤之以鼻：“用就用了，有什么大不了的？英国佬、法国佬，谁没在战场上用过毒气？自己用爽了，就规定别人不许用？哪有这样的道理！再说了，小日本脸皮还真厚，居然恶人先告状！什么世道！用毒气对付小日本，这叫以毒攻毒！”
高维岳、梁忠甲都是比较传统的现代军人，对使用毒气在心里略有些反感，但萧浩然则十分高兴地接待了朱建明。用萧浩然的话说“打仗就是杀人，用子弹杀和用毒气杀又有什么区别？至于污染，反正这里不是我们中国土地，就是搞得几十年寸草不生又有怎么样？”
梁忠甲问朱建明：“是氯气还是芥子气？”
朱建明得意一笑：“氯气早就淘汰了，芥子气号称‘毒气之王’也是上次世界大战的事情了。各位长官，我们这次带来的主要是芥子气和双光气的混合毒气，以及我们刚刚和德国联合研制成功的塔崩毒气和沙林毒气。双光气的毒性是氯气的10倍，和芥子气互相溶合释放后的威力更加要翻两倍以上，至于塔崩毒气和沙林毒气，它们都属于新式的神经性毒气，威力比常规的糜烂性毒气更强，杀伤力更大。一罐沙林毒气，可以杀死方圆1.5公里内的所有人。”他得意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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